[49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。

他说：致知格物，先言致知，就心上说。这里所谓致知，并不完全指推致心中的先验知识，而是以已知推未知。

但从方法说，他反对专主静坐。这比朱熹思想又前进了一步。[79]《答王参政仪伯问》，《吴文正公集》卷二。盖未分则是终有分之时也，其实则理气岂有时而分也哉。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，就成为王阳明专以致良知为根本学问的彻底的主观唯心论。

又以吾身而论之，心者易之太极也，血气者易之阴阳也，四体者易之四象也，进退出处之正与不正，吉凶存亡之所由应者，易之用也。他说：两物相依附必立一个做桩主，动也静也，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以静为主。朱熹讲读书，陆九渊也讲读书，而且多了个亲师友。

他说，格物致知就是穷究天下万物之理，而致其知识，并使这种知识周遍精切而无不尽。这个问题他虽然谈得不多，但这的确是他的穷理之学的核心。他一方面承认，物有其理，提出了即物穷理的方法，肯定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作用，并且探讨了认识发展的过程，它确实启迪了后人，在人类认识史上作出了贡献。道不离乎器，器不遗乎道，因此，物必有则[83]，形而下之器中，便有那形而上之道[84]。

朱熹哲学虽以二程为基础，却同二程有很大区别。如果不一致，有矛盾，那么，它的逻辑观念就是错误的。

正如黄宗羲所说，只要理气二之，这个矛盾就永远无法解决。而心的作用只是情不是性，只是物不是理。因此，他又说：太极之前，须有世界来。如今人理会学，须是有见闻，岂能舍此？先是于见闻上做功夫[194]到，然后脱然贯通。

他把社会的道德意识变成形而上的精神，然后又安置到人心，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，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论的特点。所谓形而下，是指有形有象的物质存在。他说：天地初间，只是阴阳之气。从认识过程来说，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。

他认为，圣人之心，浑然一理，而泛应曲当，用各不同[120]。尽管如此，朱熹还是提出了对立统一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，这是吸取北宋诸子如张载、王安石、二程、邵雍等人的辩证法思想而加以发展的结果。

[147]《中庸或问》卷一。关于人和物如何产生的问题，朱熹提出了气化与形化说。

而是说，心中之理光朗通彻无有隐蔽，主观客观浑然一体。其实只是一理，才明彼，即晓此。他的哲学体系庞大而精密，在宋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[324]《与赵詠道》，《象山全集》卷十二。他在大学章句第一章把心说成明德，是有用意的。同样，唯物主义认为，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，而本质都是现象的本质，没有脱离现象而独立存在的本质，但本质要比现象更加深刻，它不像现象那样容易被察觉。

因此，他既反对不知而行的盲目践履，也反对知而不行的空头谈论。这种相互依赖、相互促进的作用，反映了认识与实践相互推移的辩证关系。

天地亦是器，其生覆形载必有理。他又说：天地始初，混沌未分时，想只有水火二者。

因为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。统如统兵之统，言有以主之也。

所谓释氏心外有法，就是不知心包万理，心包万事。但他片面强调一般，过分夸大了一般的作用，因而把它神秘化了。逐一只是虚心去看万物之理[201]，一事上皆有一个理，当处事时便思量体认得分明，久而思得熟，只见理而不见事了[202]。[275] 道和器并不是同一系列、同一层次的范畴，道是无形之理，事是有形之器。

[183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。若知得九分，而一分未尽，只此一分未尽，便是鹘突苟且之根。

这主要表现在，他把知和行作为认识中的两个环节区别开来，并且讨论了二者的关系。[47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。

四、格物致知说及其矛盾 格物致知说，是朱熹哲学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问题。[96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。

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就是圣人大而化之之心与理一，浑然无私欲之间而然也。若一边软了，便一步也进不得。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，无有二理，须要到其至一处。他又说：知至至之，则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，此知之深者也。

这种反思，实际上是主观精神把自己安置起来，然后又和自己对置起来，最后又和自己结合起来。[296] 他认为，按照陆九渊的说法，如果以为凡是从心中流出，都是天理，而不加分别，那就是天理人欲夹杂一起滚将出去，就要害事。

诚然，朱熹从气的意义上讲到太极时，远不像他讲太极是理那样频繁而重要。按照他的心学思想，应该一切求之于心，这的确很简易。

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得其皮肤是表也，见得深奥是里也。